网上科普有关“如何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如何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科学精神是严谨的，严肃的，冷酷的，不容有丝毫偏差的。人文精神是温暖的，可变通的，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
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
科学研究者在进行科研的时候，既要有科学的精神，也要用人文精神来体现人文关怀。因为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是为了推动人类世界和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
人文精神也需要科学精神来作为支撑。才能使人文精神更加饱满，更加贴近人的生活。
“教养与人文”陈丹青的。原文复制。等10分钟，快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浅淡哈.
关于文明要靠国家政策的论据
这些年我主要给艺术学生讲演，从来没跟非艺术专业的军人、医生交流过。主办方让我讲讲“人文”，我很茫然。人文是大话题，容易空。讲什么呢?
我跟军人有渊源。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军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参加过抗日，也参加过“剿共”，在淮海战役打了败仗，被俘虏了。他属于邱清泉兵团，打败他的呢，是解放军二野还是三野，我忘了，但其中有个军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我的岳父，山东人，打打打，一路打到南京，打到上海，因为懂点文化一原来是中学老师——就做了工程兵参谋长，好像是这样一个职位。淮海战役包围过邱清泉部，所以当年我爷爷败给我岳父。爷爷后来逃到老家广东，***一路打到海南岛，他就到台湾去了。
当然，我爷爷从来不可能见到我，我也不可能见到他。直到1989年，我才有机会从纽约到台湾去看他老人家，当时他已经过了80岁了。第二年，我父亲作为对台办干部，被批准到台湾，把我爷爷给拽回家乡，得到善待，在那里终老去世了。
所以，我跟军人有这样一层关系。
我是1982年出国的，对岳父母那个家的印象，全都穿着军装。11年后我第一次回国，非常怀旧，拼命找过去的事物。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现在还背着“军挎”，我插队、上学、出国，都背着这样的包，一直用到现在。我女儿也背一个这样的包，在纽约跑来跑去——我回中国非常失落，尤其到我岳父家，更失落：都不穿军装了，马路上看到军人，军装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就像你们这样，配肩章之类，帽子样式全变了。
现在对着你们这一代新军人，我只好一路上拼命想出点新话题。
我呢，是“文革”一代人，老知青，插队8年，出国又是“洋插队”，整整18年——我说我是知青，没有夸张的意思，什么叫做“知识青年”?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我的学历实际上是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之后我勉强上过两年初中，数学、语文课都没有上过，就是参加批斗老师，参加游行，参加劳动，混了两年就和几十万知青到农村去了，从此再没上过学。等到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已经25岁，忽然变成研究生，让我填写学历，我就填小学毕业。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填，你是同等学历，但我坚持这样填。结果很有意思，到2000年，我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用，又要填学历，我仍然坚持说：我小学毕业。表格栏目有个空格，要你填写谁为你的学历作证。我犯难了，怎么办呢，就填了一个***的名字。没有“文革”，我们就会上学。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不喜欢上学。“文革”初期曾宣布：不上学了，闹革命了，孩子们高兴坏了。你们大概不一样吧，反正我不是个读书人，叫我讲人文，很奇怪的事情。好在市面上现在奇怪的事情非常多，我也来这么小小地奇怪一下子——跑到301医院跟诸位硕士生、博士生讲所谓“人文”。
今天主办者准备了我这些年写的所谓的“书”，其中一本叫《多余的素材》，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彼哉》，“彼此”的“彼”，“呜呼哀哉”的“哉”。里面写我遇见一位意大利人，是意大利驻中国商务代表，他推荐我看《四书五经》，推荐《论语》的好几个不同版本，弄得我满头出汗，羞愧难言——我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我当时四十多岁，他才三十出头，可是他能够用中文在各种版本的《论语》上作注解，我很感慨，写了这么一篇散文。为什么叫做“彼哉”呢?这话的意思，古语就是“他呀”!孔子说起某人，看不起他，就说“彼哉、彼哉”!
我呢，就是孔夫子看不起的那个人，没学问，可是来谈“人文”，很讽刺的。
我也没教养。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关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一我喜欢逛古董店，最近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就说实话了，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脖子，非常非常难为情，耳朵都热了，想起小时候。我小时候经常被大人训斥，训斥的理由不是顽皮捣蛋、**砸东西，而是没礼貌。所谓没礼貌，不是你不尊敬人，是你不知道尊敬的方式。我相信很多人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你小时候、你年轻时不礼貌、调皮，甚至粗鄙，情有可原，尤其在那么一个粗暴荒凉的时代；可是岁数大了，今年我虚岁53了，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可是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现在我想咱们可以说下去：今天，我们的所谓“人文”状况，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普遍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很冲突。一方面，在我几十年记忆中，中国的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大家知道，我们经历过30多年的贫穷、愚昧、政治动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是非常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强大了，经济增长全球最高，年轻一代越来越知识化、现代化、国际化。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中国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可是呢，也是因为这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什么问题呢?总括来讲，就是全国上下，大家都同意，我们的人文素质发生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
刚才说了，“人文”是个大题目，容易说空。比方说我们经常在各种文本上看到这句话：“我们要发扬人文精神”。我不会说这句话，这是句大话、空话，就像我们当年一天到晚说“革命精神”之类。现在，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人提“革命”，为什么?因为国家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知道那是一句空话。可是今天我们忽然要提“人文”，以我对“文革”的记忆，我会警惕：又是一句空话!
“人文”这两个字，汉语原来没有的。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什么叫“人文”?
“文人”，我们知道是指所谓“读书人”，反过来，“人文”是指什么?是什么意思?(台下=某同学回答：“人文是指精神。”)可是“精神”也是一句空话，也应该追问——什么叫“精神”?你跳到水里去救一个人的命，是“舍己救人”的“精神”。好的，可是“舍己救人”的“精神”跟“人文”有什么关系?今天要是哪个人干了件善事，我们就说：他这是“人文精神”，挺大一顶帽子——据我所知，“人文”这两个字，中国的古文有过，叫做“人文化育”，但并不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文化”这个词，古语里也没有的，是19世纪从日本挪用过来的——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开口说话，有一些词语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日本的西化过程创造了很多新词汇，比方大家将来出去当干部，“干部”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全都是日本过来的。包括医学上大量词语，都是日化的西语——“人文”这个词，实际上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就是我刚去过的那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国。
文艺复兴以前，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世纪，上帝顶要紧，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罪人……到了文艺复兴，所谓“人”，所谓“人的价值”，抬起头来，简单说，就是世间一切，人最重要。
文艺复兴有一件标志性作品，就是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大卫》，全裸体，还有波提切利，画过“维纳斯诞生”，也是全裸体。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来画凡界的人，或者说，以凡界的人的样子，来画传说中的神——人觉醒了，一切以人为本。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
但“人文”包括的事物太多了。文艺复兴是个物理、天文、哲学等大发明时代，人类忽然跳跃着进步了一次，它泛指所有学科、所有学问，总起来，叫做“人文”，叫做“人文主义”。
按理说，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教育，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和所有学科知识，我们差不多都掌握了，都在传递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提人文教育?要提人文素质?我回国后一直不明白，什么叫“素质”?都说“这个人素质太差了”，我不太懂，然后又听到全国在搞人文素质教育，我也不太懂，这句话在我出国前不流行的。
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老的字，叫做“教养”。我知道我既没知识，又没教养，所以我对没教养的事情，特别敏感。刚才在罗马那个例子，我现在正在做老师，这是很丢脸的。
教养，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句话，源远流长。这个“养”字，是要时间的，一个孩子养大，一条小狗养大，都要时间。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叫“人文与教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的教养，是慢慢养成的；一是你失去教养，是历史慢慢形成的。我特别注意后者：几十年来，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些国民失去了教养，而且是起码的教养?
“人文”，指的是整体状况，我可以说：在座所有同学的人文状况怎样怎样，但我不能说：你这个人的“人文”有问题，这话是空的；但“教养”指的是私人状况，很具体，涉及每个人。譬如这位同学有教养，那位同学缺乏教养……一个国家整体人文发生问题，我想，首先是许多个人的教养发生问题。很多人都缺乏教养，总起来看，很可怕!
今年年初我辞职事件被媒体渲染时，电视里公布了我的批评。我说，现在大学的教育，大学培养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有专业、没理想”，套用今天这个讲题，就是说你有地位、有学位，但你不一定有教养。
我们随时看到很多很有地位的人，比方说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但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是个例子。现在说个别人的例子，是别人对我没教养。
怎么没教养呢?就是我在学校里走，有人认出来了：“喔，你是陈老师”，跑来跟我说话，这不奇怪。可我有一次在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他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那样没礼貌，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子对一个长辈说话——我的年纪好歹可以当他爹，而且我是老师，还是他尊敬的老师，是他想要合影留念的所谓名人，可是他这样子跟我说话。
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
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
20世纪90年代有个案例，具体哪年我忘了：美国爱阿华州，一位中国留学生枪杀了他的三个老师，还有他的一个中国同学。当时这是大新闻。他名叫卢刚，在中国是天才班培养的，成绩优异，很年轻就出国，攻天体学，很尖端的学问。矛盾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他和另外一个天才学生，温州人，农村出来的，两人都在爱阿华州大学修天体学，都师从同样的导师。但是呢，卢刚没得到奖学金，另一个同学得到了，卢刚没得到他要的分数，另一个同学得到了，他忌恨同学，也忌恨老师。他带了手枪到不同的教室，把几位老师一个一个打死，很从容，也把那位温州同学打死，总共打死四个人。当时老师躲在课桌椅底下，恳求他，他很冷静，一枪打死一个，开车逃走，当然，他很快被抓住了。
事情发生后，美国非常痛惜，并不是痛惜他开枪杀人，因为美国经常发生校园枪击案，隔三差五会有报道，这是美国的老问题——美国痛惜什么呢?在全世界研究天体物理方面，一共有6个最顶尖的教授，现在有3个没了，五六十岁左右，被打死了。在天体学研究中，近百年的累积，现在一半变成空白，失去了重要的研究者。
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正在健全法制，营造司法改进的环境。但一个国家只有法制是远远不够的。我在美国呆了这么久，亲眼看到果然是个法制严明的国家，太讲法了，讲得叫人受不了。可是法制不能解决所有事情，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法制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人的教养，人的行为规范。问题是，讲“法”，很清楚，讲教养，非常难。
再举另一个有关教养的例子。梁启超怎么去世的，大家知道吗?他死于当年协和医院的医疗事故：医生给他切错了一个肾，病情恶化，死掉了。这么重要的国师，肾给切错了，死了。可是梁启超怎么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请周围人千万别跟媒体说，不要公布。他说，中国老百姓刚刚开始相信西医，还有很多人在观望，旧观念还没转过来，如果因为我的肾切错了，社会上知道了，老百姓又会退却，不信西医，所以别公布。
大家想想，他是拿自己的命为现代化做牺牲。大家会说，这是他的道德、思想，这是他的精神，可我觉得这是教养。思想、道德是可以学的，可以放在嘴上说的，可是遭遇性命攸关的大节，教养装不出来。梁启超知道自己完蛋了，但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这仅仅靠的是思想道德吗?
刚才讲到的留学生卢刚案，真正动人的是后面的故事，中国人听了，简直匪夷所思。
爱阿华区是个大学区，有将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卢刚案发生后，全体中国留学生和家属非常紧张，压力大极了：我们在别人国家犯了案，杀了人，出门怎么面对美国人?可是就在案发当天晚上，爱阿华州所有中国留学生家门口都有一封信塞进来，是当地教堂散发的，大意是说：“请所有中国人不要紧张，不要愧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请大家一起为死难者祈祷，为凶手祈祷。”
中国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学、上班，到了学校、公司，又受到美国同学和同事的口头安慰，然后教堂请中国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来参加仪式，原谅罪人，超度死者。
我们可以想想，这事发生在我们国家会怎么样?我相信政府会有理性，不见得失控、失态。但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道德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或者道德传统严重中断的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悲剧，你会见证二者的差异。
这就要说到所谓人文和教养为什么会失落?道德传统为什么会中断?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对中国今天的影响，是科学与民主，但是另一面影响，我相信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都在反省——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文化断层，伦理也好，道德也好，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诸位有些是学外科的，人遭了大伤害，一刀下去，缝起来，但缝口会留下，不容易愈合，是不是这样?
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可是，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被反掉后，对中国是什么影响——我们亲眼看到了。
这是大话题，我的学识承担不了，但我把我的认识说出来一近因，“文化大革命”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总之，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并不是“文革”结束就解决了，而是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和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
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我到国外目击另一种文化生态，我痛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断层，出现断层，这个国家要付很久很久的代价。
比方说，“五四”破掉了孔孟老庄，什么是孔孟老庄?就是一整套办法、说法，仔仔细细教你怎么处理人和朝廷(当时就是国家)的关系，人和家庭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生命的关系……这些伦理哲学支撑中国人两千多年，“五四”以后，1949年以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全面崩解。到了我们这几代人，很难把这些伦理变成我们血液生命里的东西。这些年有人提出来要重修国学、要读经。但是一个大伤疤，你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肌体的状态。
另外还有佛家和道家。中医合理的部分，充满道家智慧。道家吸收了《易经》，但和《易经》不同——《易经》最初影响的是儒学——道家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无为”，就是顺其自然，一旦你能够无为，就什么都可以“为”，国家的事情是这样，个人的事情，包括艺术、医学、兵法，都是这样。
西方人比我们尊重国学。老子的《道德经》二战后德国人手一册，为什么?因为德国“二战”后目睹国家和欧洲经历空前浩劫，最后发现中国的古老哲学可以从另一面提供你怎样认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浩劫、历史的命运。我和德国人、德国艺术家交谈，他们都知道道家，知道老子，高度尊敬。
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
《中国科技十二讲》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为切入角，用“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引出话题，向读者传递了一个观念——“中国古代肯定有科学，而且有非常灿烂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是人类近代化或者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源头”。基于对历史文化的远距离审视，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予以梳理，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科学文化进行搜罗，分析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科学对现代的启示意义，并探究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科技十二讲》虽然讲的是中国古代科技昌明史，但字里行间不时彰显出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都在相应的诗词歌赋中体现出来，让人读来趣味盎然，浓郁的人文气息也扑面而来。比如“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就是地球运动的效应，也使“七月流火”之惑迎刃而解；此外，“炉火纯青”、“千锤百炼”、“锦上添花”、“丝丝入扣”等成语都是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反映。上海东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十二讲》作者之一杨小明教授解释说：“在中国古代，不少诗词歌赋其实就是当时科技的生动反映。”李政道先生有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说明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人文环境也同样影响着科学，科学和人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科学在这点上透射得尤为明显，诗词歌赋中有非常丰富的科学内容，要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就要研究科学内容与诗词歌赋的关系。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固然古代科学方方面面的信息都会以不同时代的诗词歌赋的形式映射出来，但要从中找到对应的词句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有对传统文化的酷爱，还必须长期不懈的积累。十五六年前杨小明读博士时，导师钱临照、张秉伦两位先生反复强调的科技与人文的内在深刻的联系，以及历史学家钱穆对物理学家钱临照的影响，始终萦绕在杨小明的脑海之中，激励着他一直以来潜心钻研科学和人文的密切关联，特别是与山西大学教授高策合作系统发掘了山西古代科技中的艺术文化。所以，这次写《中国科技十二讲》方能如此得心应手。
为近30年心血画上句号
《西方科技十二讲》从历史、社会、经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透视科学和技术，概述西方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经济互动的特点。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科学事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化历程；第二部分主要是将科学技术嵌套在国家经济系统中，介绍西方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政策、人才培养和科技共同体运行的机制；第四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科发展特点。
这本书与其他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专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宏观地从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社会因素，举例阐述和系统剖析了西方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因素，将西方科技强国的成长历程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譬如讲到近代科学兴起时，作者分析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对自然探究有兴趣者的原因：首先，文艺复兴引导他们发现自然美、欣赏自然美，并进一步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其次，新教伦理引导他们通过认识自然去理解和接近上帝，而新教的这种信念反倒成了促进人们将注意力转向探究自然、从事科学研究的缘由；再次，新教伦理告诫人们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有助于人们不仅要去热爱自然，还进一步激发了探究自然文化氛围的形成。
《西方科技十二讲》中有非常翔实的案例、数据以及图表支撑每个观点，其可读性和借鉴性强，观点说服力强。一位作者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要在书中穿插海量的信息，即使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估计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西方科技十二讲》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顺义又是如何做到的？“不瞒你说，写这本书真是花了很长时间！”王顺义不由地感叹道。书中的内容是自1981年他毕业留校工作以来教学和科研的积淀，可谓是三十年磨一剑！比如，书中第七讲讲到美国的产学研及其科技政策，就是王顺义早年帮上海市科委作的课题，尔后他这部分内容穿插到了博士生的教学中，并经反复斟酌、锤炼，才收入《西方科技十二讲》中的。其次，为了保证书中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很多有关美国的数据都是王顺义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搜集、汇总而来的。
本报记者在采访陈卫平的过程中，听到出版该书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这套丛书就数《西方科技十二讲》最厚、最沉，出版社原本打算删除几万字，但为了保持书中观点和论据的完整性，王顺义对重庆出版社坚决表示不能删减内容，因为删减任何一个论据都会让书中的观点不够充分，“如果是因为内容多了点，对出版盈利有影响，那我就不拿稿费了”。这番话让重庆出版社很惊讶——“怎么这年头还有不拿稿费的人！”王顺义这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的认真精神，深深感动了出版社。最后，书依旧按照原稿出版，并付给了全部稿酬。
“该书史论结合，案例资料丰实，理论紧密结合现实。”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运开看过《西方科技十二讲》后评价说，本书各讲之间围绕全书主题展开，既显连贯性，又展示了科技发展的不同侧面。以对话方式呈现，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显得亲近，这也是学术通俗化的一种很可取的表达形式。由于文字表达深入浅出，学理阐述流畅，语言通俗明白，使一般科技管理工作者、广大大学生乃至高中生都便于阅读；另外，论述之层层深化又反映出作者对学术创新与内涵深化的孜孜追求，使同行专业工作者也感到读来有味，乐于参阅，真是一举两得。
内容、叙述风格大相径庭
《中国科技十二讲》与《西方科技十二讲》可谓各有千秋，前者着墨于古代的科技文明，后者则侧重在西方科技体制和国家政策。为何二者内容上有如此大的反差？陈卫平解释说，一方面是作者风格、研究方向不一样，另一方面与各自的写作意图有关。中国古代科技有其特殊性，与西方的科技发展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古代科技与自身的文化背景有着更多联系，而西方的科学发展主要在西方近代以来突飞猛进并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中国科技十二讲》更多考虑的是文化因素。杨小明对此也说，用“集体失忆”一词来形容今天的大众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了解，也许并不过分。所以，《中国科技十二讲》是想让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有非常灿烂的科学瑰宝和有待发掘的新领域。
而王顺义说，很多研究西方科技史的专著往往内史的色彩很浓厚，一般都是从哲学或认知因素和视角去考察、研究，但是研究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的图书很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王顺义发现要把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等高级人才培养成杰出人才，让他们只了解科学的内史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外史：“我国现在虽然是一个科学技术大国，但还不是科学技术强国。显然，在我们走向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必须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这方面考虑，仅仅从科学理论和思想出发，并不能真正把握科技强国在西方崛起的原因。
所以，《西方科技十二讲》并不是向读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理论和思想的发展，主要是试图从一个多方面的角度，以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单元展开多向度分析，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科学技术这一“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杨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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