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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诞生以来，各个学派都讲社会文化变迁。 早期进化学派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认为人类文化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形成一个发展顺序。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当然重建人类的过去也是为了了解如今的情况，但他们不大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
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但是，他们忽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对文化变迁的过程或传播时间顺序的解释就缺乏说服力。
功能学派虽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讲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讲它的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才能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马林诺夫斯基写了《文化变迁的动力》，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
美国历史学家博厄斯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内部发展，另—方面取决于外部的影响。这既考虑到独立发明，也考虑到传播的作用。他们强调传播，也反对极端传播论。早在1920年博厄斯便指出美国学者开始对文化变迁的动态现象感兴趣，1932年在《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一文中说，“人类学必须研究文化现象的相互依赖，必须通过对现存社会的研究取得资料”，“我们不仅要知道现存社会的动力，还要知道它们如何变成这样”，他认为应研究不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影响。研究文化的涵化，只研究文化分布不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则不完全，“总之，我们试图开展的方法建立在现时可以观察得到的社会动态变化的研究上。他强调要作详尽的描述性的民族学调查，虽因其忽视理论的倾向而受到批评，但细致的调查可以使研究者从中观察到文化变迁的过程。
赫斯科维茨等从30 年代开始便把文化变迁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美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赫斯科维茨说文化的变迁的研究起源于美国历史学派。与此同时，英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殖民地土著居民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二次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促使人类学家更多地研究文化变迁。文化变迁研究仍然是研究的热门课题。
巴尼特(H．G．Barnett)的《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1953年被认为是研究文化变迁的基本著作。他得出了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的结论，指出“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新是一种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仅存于心理组织中，而有些则有明显的和有形表现形式。”。创新包括进化、发明和发现、传播或借用。
进化、发明、发现、传播或借用，是文化变迁的过程或途径。进化是社会内部发展引起的，如生产技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社会组织由简单发展到复杂。文化的进化自然地引起文化变迁，进化的过程就是变迁的过程。发现是使某些已存在的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为人所知。发明是对先前的材料、条件进行新的综合，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有些发现和发明是无意识的、偶然的，如古人发现用火烧陶土可使之坚硬从而发明制陶；有些发现和发明是有意识的革新，如纺纱机、蒸汽机的发明。当社会接受了发现和发明并有规律地加以运用时就引起文化变迁，比如欧洲工业革命、当代的科技革命。发现和发明可以在—个社会内部产生，也可以在外部产生而被—个社会所接受。传播是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要内容，创新的普遍形式。早期进化论者不仅强调发明和发现。也指出了传播的作用，摩尔根说“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泰勒也讲“文化的传播法则”。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不同文化接触产生的文化变迁则由于传播。他甚至把借用看作与其他的文化创新形式一样具有创造性。
传播和借用有几个特点：
1．传播是一选择的过程 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被接受或抗拒，视其对接受—方的效用和适应性而异。传播的速度各不相同，A.M．罗杰斯等认为，对某一特定的 创新所采用的速度，决定于创新在接受一方文化中的相对优越性、适应性、复杂性、可行性和可鉴性。即新的文化特质与旧特质 相比的优越程度，与现存的价值观念、经验和需要的适应程度，被 理解和应用的难易程度，能够进行试验的范围大小，其结果的可 见程度等。
2、 传播是互相的、双向进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触，文化的传播一般是相互的、双向进行的，他们选择地互相采纳对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
3、 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
4．相似文化的群体容易相互适应和借用量大具有相似文化的群体，由于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比较容易互相适应，文化的互相借用数量大。
5． 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 指接受的一方对新引进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6．变迁的主要原因 人类学家们对于哪一个领域更易于引起变迁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技术先于意识形态；一说意识形态更为根本；米德等则认为越早学到的东西越难改变。第二种观点以L.A.怀特为代表，认为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技术系统引起社会系统的变化。而技术社会系统又引起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这个看法符合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7、文化系统的变迁 文化系统中其一部分的变迁，引起其他部分的相应变迁，巴尼特称为连锁反应效应。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个部分发生变迁，必然引起整体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最先改变的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网络上经常会有网友问起，而且问题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各有侧重。笔者在网上发贴的时候，经常会在留言区里遇到这样的诘问，让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工作之余，朋友同事之间谈起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笔者亦会想起网贴留言区之问。
年关将近，中华传统文化之问再起，笔者整理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的文章《传统文化的“传”与“承”》当中的一些观点，供广大网友参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
谚语有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说的是两地相距一百里，“风”就会不一样，而相距一千里其“俗”就会发生新的变化。由此可见，“风”和“俗”两个不同的概念。葛剑雄教授认为，“风”就是风尚、时尚，传播虽快但存在的时间比较短、范围也比较小，所以影响也是较为有限；“俗”比较稳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影响比较持续。
举个例子，在古代中原地区，人们的服装一旦形成一种基本的形式，就会长时间延续，这就是“俗”。同样形式的服装，有的地方的人喜欢这种颜色，有的地方的人喜欢那种颜色，这就是“风”。
葛剑雄教授认为，“俗”如果再延续，经过长时间沉淀，就成为一种传统，往往反映在观念、制度、理论甚至信仰上。传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居于主要地位，是主流。所以，不是所有过去存在的文化都可以称为“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讲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过去的主流文化，它长期存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且发挥主要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国家如此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呢？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在今天遇到了传承的危机。葛剑雄教授认为，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过去正确的文化观念，到了今天可能并不正确或者只是部分正确。当代中国这40年，发生了过去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巨变，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大多已经改变，有的甚至已经消失，所以处在激荡社会变革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空前严峻的传承危机。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与“承”
因为面临危机，所以需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传”与“承”是两个概念，“传”是无条件的完全保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葛剑雄教授认为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先把它原原本本地保存下来，不致让传统文化失存，其中包括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人类记忆和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可能蕴含着今人还无从知晓的智慧，再加上由于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而正面临消亡的危机，所以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尽最大可能地把传统文化先保存下来，这就是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当中的“传”。
“承”是继承、发扬，不仅要保存还要把它发扬光大。葛剑雄教授认为，“承”不是简单地传承发扬，而是要做到适应今天和未来的需要，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才叫“承”。也就是说，“承”的时候要有选择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正确、有用的部分要在现代中国发扬光大，对于其糟粕部分当然是要扬弃。中华传统文化是动态变化、融合发展的，几千年来它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兼收并蓄当中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中国人，当然要优先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如，现在有人提出要恢复汉服。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汉服可以作为礼服在适当的契机出现在适当的场合，而不应无原则地为恢复汉服而不分场合地穿着汉服。通俗来说，衣服是为人类服务的，不能一年四季不分场合都穿一款服饰。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说的，传承传统文化不是空洞地背一背传统经典或模仿一些传统的穿戴，那种传承其实是形式主义，并没有领略到传统文化的本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关键在于文化内涵与形式的创新转化
对于传统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上进行内涵与形式的创新转化。关于这点，葛剑雄教授认为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大难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葛剑雄教提出，传承传统文化，切忌混淆“精华”与“糟粕”。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对于合理的部分，我们自然要传承弘扬。否则，抛弃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用，而完全把目光投向外国文化，那是舍近求远。有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一些浅显的学问，甚至一些糟粕的东西，都贴上“国学”的标签，视之为“精华”。比如说《三字经》《弟子规》，这些不过是古时的扫盲课本，虽然人们在解读时可以“丰富”其中的很多道理，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有多么适合今天的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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