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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文学开始出现南北文风合流的新趋势，并产生了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颇有才华的诗人，但文坛主流仍然延续着梁、陈浮靡之风。初唐的一百年，是唐诗繁荣的酝酿与准备的时期。如何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南北诗风，为诗歌开辟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初唐诗歌的中心问题。正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实际上是初唐贞观时期朝廷对于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共识。初唐前五十年，诗坛创作的主体围绕着宫廷展开，因而宫体诗成为诗坛的主流。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就是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代表。初唐后五十年，先有“四杰”开始突破“宫体”的内容，倡导“宏博”之风，追求刚健的风骨。继有“沈宋”确立了律体，从而使诗歌的艺术形式臻于完善。到陈子昂，进一步明确提倡建安风骨，摈弃齐梁馀弊，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从而端正了唐诗健康发展的方向。从总体上来说，初唐诗歌虽未能彻底摆脱六朝的浮靡与纤弱，但已经透露出了新的气息。
第一节 初唐前期诗歌
一，宫廷唱和与“上官体”
初唐前五十年间的著名诗人，不少是由陈、隋入唐的。诗坛的创作主体，仍然是以宫廷为中心，尤其是围绕着帝王的众多重臣和文人学士。他们的诗歌，即多为应制及奉和之作。其中除少数抒发政治情怀和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具有昂扬和刚健的风貌以外，大量的是歌功颂德与点缀生平之作。上官仪是初唐前期最为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特征是“以绮错婉媚为本”，有“上官体”之称。
二，王绩
王绩为人清高自持，纵情山水，佯狂傲世，他的诗文作品常常是以嬉笑怒骂之笔，寄托不平之气，以排遣怀才不遇、落魄失意的苦闷。他的诗，没有沾染宫体诗的脂粉气，艺术风格带有疏野淡朴、自然清新的特征。《野望》是他的代表之作。
第二节 初唐后期诗歌
一，初唐四杰
“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虽然他们的创作活动都是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但王、杨与卢、骆其实是两类不完全相同的诗人。卢、骆比王、杨年长十馀岁，他们的创作个性不同，所长亦异，其中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擅长五言律诗。他们代表了当时文学革新的方向，力求摆脱齐梁诗风，突破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性和艺术表现力。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滕王阁诗》，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在狱咏蝉》等，都是优秀之作。
二，杜审言和沈、宋
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在初唐诗坛上颇有诗名，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从他今存的诗歌来看，大多抒写羁旅情怀，描绘山川景物。其诗笔力雄健，形象鲜明，能够将精湛的艺术构思寓于严整的格律之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渡湘江》是杜审言今存诗中的佳作。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尽管他们在朝为官时期的创作不脱宫廷旧习，但他们在被贬流放期间的作品，如沈佺期的《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渡汉江》等，都是写景言情的佳作。然而他们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使得律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他们手中得以定型化。
三，陈子昂
陈子昂对于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倡导复古革新的理论，批评齐梁诗风的绮靡，明确提倡风雅与兴寄，主张直接继承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二是以他的创作实践，如三十八首《感遇》等诗作，展示一种深沉的政治思考和内在的骨力，从而为唐诗的健康发展端正了方向。尤其是他的《登幽州台歌》，更是以深邃的历史目光和高亢的歌喉，开启了盛唐之音。
第二章 盛唐诗歌
盛唐诗歌意境及其艺术风貌，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阔大、外展，具有雄浑与明朗之美。笔力雄壮、气象浑厚、格高气畅，乃是“盛唐气象”的风骨所在。其中所蕴含的，乃是盛唐人昂扬奋发、健康向上的风采，具有恢弘豪宕的气质和雄浑外展的境界。另外一个方面，“盛唐气象”还表现为一种兴象玲珑的境界与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第一节 盛唐前期诗人
一，吴中四士
在盛唐前期诗坛上，出现了四位文词俊秀，名扬京都的诗人，这就是被称为“吴中四士”的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他们现存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不乏名篇佳作，艺术上也各具特色。其中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是被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的杰作。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二，王翰、王湾、王之涣
王翰、王湾和王之涣，都是盛唐前期著名的诗人，主要活动在玄宗开元年间。他们的诗歌，充满昂扬奋发的精神，和豪壮雄浑的气势，具有典型的“盛唐气象”的鲜明特征。王翰的《凉州词》，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王之涣的《登鹳鹊楼》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第二节 王昌龄与李颀
一，王昌龄
王昌龄的诗，今存180馀首，其内容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两类主题：一是歌唱边塞征戍者的思乡离愁；二是从不同角度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内心。就诗歌体裁而言，他的诗歌成就最突出的是七言绝句，大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故有“七绝圣手”的美誉。
二，李颀
李颀与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等人都有交往，名重当世，是盛唐时期重要的诗人之一。李颀的诗歌，清俊秀丽而又雄浑雅健，其中不乏慷慨激昂之音，也颇能体现盛唐之音的气象。《古从军行》为其边塞诗的代表作品。
第三节 孟浩然与王维
孟浩然与王维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此外，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在山水田园诗方面也都较为突出。
一，孟浩然
孟浩然喜欢用五言诗反复描写幽寂静淡的景物，表现个人的失意、孤独和苦闷。因此，在他的大部分诗歌中，都不免染上一层冷清的色彩，带有一种淡淡的愁绪。如其著名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友》、《宿建德江》、《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歌》、《留别王维》、《岁暮归南山》、《春晓》等等，无不如此。但同时，孟浩然的诗也还有境界阔大、气势雄浑的一面，如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就是这种壮美的典型。
二，王维
王维是诗人兼画家，同时又擅长音乐，对大自然的美有细致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他在诗歌上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诗、山水诗还是送别诗、抒情诗；亦无论古诗还是近体诗，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在盛唐诗歌中最具有鲜明的特征。特别是在那些描写山水田园的作品里，禅与画又往往融合在一起，最能体现王维诗歌的艺术风貌。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第四节 高适与岑参
高适与岑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歌最突出的代表诗人。他们都有过边塞生活的体验，对边塞和战争生活的反映更为深入，描写更为鲜明突出，也最能体现盛唐边塞诗歌的特色。
一，高适
高适的边塞诗，在内容和情调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充满慷慨从戎、建功立业的爱国激情；二是经过清醒、理智的思考，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以政论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意见，同时流露对士兵的同情和对昏庸将帅的讽刺。《燕歌行》是其最为著名的作品。
二，岑参
岑参的边塞诗与高适同样具有“悲壮”的情感与风貌，但二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元代陈绎曾《诗谱》：“高适诗尚质主理，岑诗尚巧主景。”就指出了二人不同的风格。首先，高适能以沉着、冷静的眼光，揭露边地政策和边塞生活中的弊端，因而他的诗更侧重于社会现实；岑参的诗，则更多地描绘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他往往以奔放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来表现气势雄伟和奇情异彩的边塞风光与生活，因而他的诗更多地富有浪漫的气质。其次，高、岑同样擅长七言歌行，但高诗的语言、对仗和声律多严整；而岑诗则杂言偶出，奇偶互见，转韵无常，表现出奔腾跳跃的、不可约束的情感。《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皆为其杰作。
第三章 李白与杜甫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白与杜甫，犹如两颗巨星，前后辉映。他们的杰出创造，展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并将中国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第一节 李白
一，李白与盛唐文化
在盛唐文化的孕育下，李白以他特有的才华、风采和魅力，征服了同时代的许多读者，成为盛唐文化最为杰出的代表。这里将集中介绍李白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李白诗歌的艺术风貌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具有个性化与浪漫色彩的伟大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那奔放的热情，浪漫的理想，坦荡的胸怀，率直的性格，豪侠式的行为，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盛唐式的。他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灵活自由的体裁，和清新自然的语言，来表现他的思想、情感和性格。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他个人的气质、性格方面的这些特点，全都反映在他的诗歌当中，从而形成其豪壮奔放与清新明秀之美，构成他所特有的飘逸豪放的艺术风格。
第二节 杜甫
一，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传统家庭之中，他经历过歌舞升平的开、天盛世，也经历过万方多难的安史之乱。时代的动荡，使他卷入社会的底层。他以盛唐人的眼光和胸怀，观察并体验着时代的脉搏，从而形成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
二，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这里将结合杜甫的诗歌，具体阐明关于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关于杜诗“诗史”性质的若干特色，关于杜诗技巧等问题。同时还将涉及到关于“李杜优劣论”，以及杜甫对后代的影响等问题。
第四章 中唐诗坛
中唐时期诗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变革与创新的趋势较为明显，继盛唐之后出现了“中唐之再盛”的繁荣局面。
第一节 大历诗坛
一，“大历十才子”
以钱起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除了大量的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山水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或超然世外的情怀。他们的诗歌艺术风貌，一方面带有追慕、模仿盛唐的痕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气骨顿衰”的特征。
二，“大历江南诗人”与“吴中诗派”
以刘长卿、李嘉佑为代表的“大历江南诗人”，不满于现实，却带着萧条的心情退入山林，“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他们的诗歌，以清婉柔秀为基本特征。以皎然、顾况为代表的“吴中诗派”，表现出“化俗为奇”和“由险得奇”两种创新趋势，从而创造出“清而狂”的艺术风貌。
三，韦应物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他的一部分诗歌，具有气势壮大的特征，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馀韵；但更多的诗，则突出表现宁静野逸之趣，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
第二节 韩孟诗派
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强调“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追求奇险之风，表现出鲜明的创新色彩。
一，韩愈与孟郊
韩愈与孟郊的诗歌，都具有“以丑为美”和奇险巉刻的艺术风貌，但韩愈诗更加奇险狠重，孟郊诗则更偏重于寒瘦冷峭。
二，李贺
李贺诗歌，以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与苦闷为基本情调。其诗想象奇特、色彩斑斓，形成了奇崛冷艳的独特诗风。
三，贾岛、卢仝等其他诗人
贾岛以苦吟而著称，他的诗寒瘦僻苦，也同样表现出同寻常的审美心态。卢仝、马异等人的诗歌创作，想象离奇，语言生僻，险怪之风尤为突出。
第三节 元白与新乐府
白居易和元稹是中唐时期才华卓著的诗人，他们既有通俗浅显、干预政治的“讽喻诗”，又有流畅华美、风情浓郁的“感伤诗”、“闲适诗”与“杂律诗”。他们对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一，新乐府的发展及其评价
新乐府，是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它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继杜甫“因事立题，无复倚傍”之后，经元结、顾况等人一脉相承以及张籍、王建的进一步写实化和通俗化，到李绅、元稹和白居易时，则成为一种有主观意识、有鲜明理论的创作准则。元白等人的新乐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在艺术上其中也不乏成功之作，但那种浅、切、尽、露的倾向，也有其不足之处。
二，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
《长恨歌》与《琵琶行》是白居易最杰出的作品，诗人将叙述、描写与抒情结合在一起，生动传神而又风情摇曳，流畅华美而又情感真挚，极富艺术感染力。
第四节 刘禹锡与柳宗元
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永贞革新”的积极参与者，又都长期被流贬荒远，然而不幸的政治命运，却促成了他们文学上的成就。
一，刘禹锡
刘禹锡的诗歌，笔锋犀利、目光深邃、感慨深沉，无论怀古诗、抒情诗，还是政治讽刺诗，无不充满豪宕慷慨之气。而他的《竹枝词》等作品，则表现出活泼开朗的情调和浓郁的民歌色彩，
二，柳宗元
柳宗元的大部分诗歌，以抒发离乡去国的悲愤和抑郁苦闷的意绪为基调，感慨深沉而又风骨清峭。而他的山水景物诗，则寓忧怨、清峭于清新淡雅之中，诗境清冷而又韵味悠然。
第五章 韩柳与散文的发展
在唐代，尽管官方有意倡导律赋（用以科举取仕）；而骈文，从“初唐四杰”到晚唐小“李杜”也一直绵延发展，其中亦不乏佳作。但更加辉煌的还是唐代散文的勃兴。从北朝（西魏）就开始酝酿的文体革新，到中唐时期，经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一致努力，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他们的散文创作及理论，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韩柳的古文革新主张
一，文道合一
文道合一，是韩愈古文的基本主张。他说自己学习和写作古文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古“道“，即孔孟之道。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与道，或文统与道统的有机结合，文章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现实的意义。柳宗元也同样倡导“文者以明道”，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但在学习对象和方法上，他比韩愈更宽泛、灵活。
二，革新文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
反对骈文，并在三代两汉文章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散文，这是韩柳文体革新的主旨。文体的革新，关键在于文学语言的创新。韩柳力求创立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其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陈言务去，言必己出；二是文从字顺，符合自然的语法规范。
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
一，韩愈散文的内容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论说文在韩愈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叙事文以及嘲讽现实、文笔犀利的短小“杂文”，也都具有鲜明而又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韩愈散文的艺术特征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雄奇奔放，纵横变化而又流畅明快，具有多样的艺术风格。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避畏，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书》）很能形容出韩愈散文的主体风貌。
第四节 柳宗元的散文
一，柳宗元散文的内容
柳宗元的散文，包括其深入思考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的哲学、政论文章，也包括其抒发忧愤、抨击现实的杂文。他的传记散文，也多取材于现实，具有较高的文学和思想价值。他的寓言文，篇幅短小而寓意深刻，极富哲理意味，能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而山水游记，则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
二，柳宗元散文的艺术特征
柳宗元散文的总体艺术风貌，体现为精密深刻，含蓄凝敛。他的哲学、政论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他的传记文剪裁精当，注重传神，引人入胜。他的寓言文想象丰富，造意奇特，形象鲜明而又寓意深刻。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优美，具有诗情画意。
第六章 唐代传奇与俗讲变文
唐代传奇的发展，是中国小说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小说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皆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此外，由于唐代佛教的兴盛，俗讲和变文也应运而生。它们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后世的白话小说和戏曲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一节 唐传奇
一，唐传奇的发展
唐代传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盛唐的过渡期、中唐时期的繁荣期和晚唐的衰微期三个阶段。其中中唐时期名家辈出，唐传奇中的优秀作品，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如陈玄佑的《离魂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二，唐传奇的艺术
唐人写传奇，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他们摆脱了志怪笔记小说的格局，取材于现实生活，增强虚构和想象的成份，写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
第二节 俗讲与变文
一，俗讲
俗讲由佛教讲经演变而来，其取材皆自佛经，内容也不外佛教教义，它们往往通过通俗生动的语言、新奇别致的内容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而将深奥的教义转化为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故事，因而文学的色彩也较为浓厚。
二，变文
变文，也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本非案头读物，乃供艺人说唱之用。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就保存了较多。其内容有宗教性变文，有讲史性变文，有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也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根据说唱的需要，艺人往往采用各种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融文学、音乐、表演乃至绘画为一体，声情并茂，深受民众喜爱。
第七章 晚唐诗坛
晚唐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李唐王朝的统治更加软弱无力，虽然如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在现实面前，他们毕竟不能有丝毫作为，而只能反复咏叹着时代的悲哀与绝望。因而这种感伤情绪成为晚唐诗歌的情感基调。但另一个方面，晚唐还有一批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人，却继承了中唐元白“新乐府”的传统，对于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从晚唐诗歌的总体发展来看，颇有向齐梁回归的趋势，浮艳之风又再度充斥唐末五代诗坛。
第一节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晚唐国势衰落，前景暗淡，使晚唐诗人的情怀倍加抑郁悲凉。这种情怀在怀古咏史诗中表现最为突出。杜牧、许浑、温庭筠、李商隐等等皆有大量创作，在晚唐诗坛形成一股潮流。
一，杜牧的诗歌创作
杜牧是一位才华纵横，具有远大抱负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追求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于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的艺术风格。在杜牧各类题材的诗歌中，以怀古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这些诗歌以深邃的目光、劲健而又流畅的笔调，将写景、抒情同怀古咏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突出表现一种深沉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感慨。就诗歌题材而言，杜牧五、七言古今体皆有佳作，而七绝成就最高，无论咏史、写景还是抒情，无不爽朗俊逸，蕴含深刻，在晚唐独树一帜。
二，许浑等人的怀古咏史诗
许浑在晚唐诗坛上颇有诗名，他的诗作以怀古咏史最为出色，那种纵观历史、吊古伤今的感慨，带有更多的衰飒之气与空漠之感。还有刘沧的怀古咏史诗，悲而不壮，凄凉萧瑟，很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第二节 李商隐
一，李商隐诗歌的内容与情调
李商隐是晚唐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多抒写时代动荡离乱的感慨和个人失意悲愁的心情。其中既有关注现实的政治诗，也有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既有表现个人遭际的抒怀诗，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诗。由于时代的混乱和个人遭遇的坎坷，他的诗往往流露出浓厚的感伤、迷惘和消极的情绪。
二，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
李商隐是一位刻意追求诗美的作者。他的诗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缜密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哀婉的情调、瑰丽多姿的形象和含蓄优美的辞采，来表现他所特有的细腻而又敏感的心境与感受，从而构成朦胧瑰丽的诗歌境界，表现为一种凄艳浑融的风格。
第三节 晚唐其他诗人
晚唐诗坛除杜牧、李商隐两位杰出的诗人之外，还有许多颇具才华的诗人。从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与情调风格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以温庭筠、韩偓、吴融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多表现士人的闺阁情怀与爱情题材，带有艳丽之风；
二是以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多表现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带有淡泊之风；
三是以郑谷、罗隐、司空图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多表现离乱之感与现实讽喻，具有“新乐府”的精神。
第八章 唐五代词
词，是在城市经济繁荣以后，市民文学发展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现存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来看，词起于民间，其源自隋，经文人的模仿与创作，而崛起于中唐，兴盛于晚唐、五代。
第一节 敦煌曲子词与早期文人词
一，敦煌曲子词
自1900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后，早期民间词的面貌才呈现出来。敦煌曲子词的内容相当广泛，而其中数量最多、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主要是那些反映女性生活和心情的词作。敦煌曲子词的体制尚属粗备形体，保存了民间词的朴素风格，富裕生活气息。
二，早期文人词
词在民间兴起之后，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和兴趣，并开始尝试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张志和、刘长卿、戴叔伦、韦应物、王健、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创作过一些优秀的词作。
第二节 温庭筠与花间词人
一，《花间集》与花间词风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选录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词五百首。这些词作，在内容和情调上，受到晚唐世风和秾艳华靡诗风的直接影响，多是描写贵族士大夫的生活和缠绵的爱情，尤其突出的是对于女性生活和内心的描写。在艺术上表现为文采繁华，轻柔艳丽。
二，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和韦庄，是“花间词人”的突出代表。温庭筠的词几乎全是写爱情、相思，又多用女性口吻。色彩浓艳，词藻华丽，充满浓重的脂粉气。孙光宪说他的词“香而软”，道出了其词的主要风格特征。与温庭筠齐名的韦庄，词风与温庭筠接近，但不全相同。温词浓艳，围词清艳；温词密而隐，韦词疏而显。
第三节 李煜和南唐词人
一，南唐词人
除西蜀之外，南唐也是当时词的创作的一个中心，产生过不少词人和词作。冯延巳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词人。他的词作，以抒情为主。着意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哀愁，词风显得委婉幽深。
二，南唐后主李煜
南唐后主李煜，工书，善画，通晓音律，是唐五代词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词人。他在亡国之后所写的许多怀念故国和感慨身世的作品，更体现出了真实的性情和词的本色，具有较高的价值。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
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 、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 、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 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
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
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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